五．

    在原始乡村败落，祖先的价值观和信念崩溃这一悲剧母题下，沈从文和哈代的悲剧创作有因植根于不同的民族文化土壤而呈现出各异的景观。哈代用英格兰南部布蕾谷蔚蓝色的空气、衬在浅绿色草地上纵横交错的大块鲜绿色树篱和期间恣意盛开的金黄色雏菊，为长于斯的苔丝性格中灌注鲜明的生气。作为真正的古老德伯家的后裔，苔丝是和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辛勤的劳作中她失去了自己的轮廓，吸收了周围环境的素质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只有乡村生活经历的她宁愿隐忍棱窟槐坚硬土地上的冷风，也不愿在城镇中找一份免受季节限制的活儿干，她惧怕城镇生活和礼仪，就像哈代认为自己永远不属于伦敦一样。作为物质文明的对立面，在小说的第三十章里，从塔布篱运送牛奶到伦敦的火车在苔丝的衬托下，“天地间再也找不出更格格不入的情形了”。苔丝最终被迫离开乡土身陷沙埠繁华做作的包围，其悲剧命运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在哈代看来，人类生活创造力的源泉与原始乡村所具有的精神气质是密不可分的，而现代化社会的精确和机械则以人类无法抗拒的力量割断了这种联系，淹没了人性与自然的和谐。哈代在他虚构的威塞克斯乡村坍败的理想道德面前传达着他的悲剧观：最佳的悲剧——最高级的悲剧，是有价值的事物被不可避免的事物所包围的悲剧。小说结尾，苔丝几乎是束手待毙，着与哈代的人生观是相关联的：每一个生命都是以死亡结束，死亡是人生最后的结局。由此看来，哈代排斥了东方佛学的灵魂轮回说，他认为死就是死，谁若走入人生之门就不该怀抱希望，否则他只会更加痛苦。

    与哈代悲观主义颓废写实对照，沈从文则于《边城》通过对理想人生模式的重构表现出东方式的智慧。他笔下宁静、温馨的“乌托邦”式的乡村，他那没有风暴、阴霾、雪雨和刀光剑影的精神故乡，实为对人性严重异化的都市社会的批判和反动。然而沈从文却没有因此对湘西人出于山民强悍本性和缺乏知识理性的灌注而造成的种种垢病缺乏清醒的认识。同样，对现代文明中人类指挥光辉的领会，他也是有“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的”。他在《边城》中试图通过二老这个人物的塑造，指出如果自然的神性与美丽缺少了理性和智慧的光照，与其相关的旧有的生活方式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会因营养不足而难以存活，最终只能导致停滞和落后。随着社会的变迁，湘西人固有的天性与现代社会的冲突会更剧烈，对于外来力量对详细原由社会秩序的冲击，沈从文清楚地知道是不可抗拒的。但这不同于哈代在《德伯家的苔丝》中流露出的对人生无常的感叹以及对旧事物逝去的呻吟。翠翠对老船夫表现出强烈的依恋，而老船夫却死的十分坦然：“怕什么？一切要来的都得来，不必怕！”作家不希望人们对老船夫的死有过多的伤悲，他宁愿和大家一起期待二老的归来。“与其把大部分信仰力量倾心到过去村在的制度上去，不如用到一个崭新的希望上去”。

    人的生命在诞生的那一刹那就注定了要结束，人的命运悲剧一开始便注定了。许许多多的文学家试图通过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探索摆脱这场悲剧的途径，使生命能从时间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边城》、《德伯家的苔丝》便是这种努力的显现，沈从文和哈代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些类似的表达方式，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活和文学艺术的永恒魅力。人得生命终会消逝，但文学意识的生命却不会，它将积淀在人类的文明历史中，成为人类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鼓舞着人们的生活，使人们更深切地感受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勇敢、积极地面对人生。

[参考文献]
[1] 笛论富.论沈从文小说的特有风貌. 1984-1.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北京出版社.北京.147页
[2]李公昭.20世纪英国文学导论. 1999-2.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西安.140页
[3]马晓翔.世界文学真髓. 2004-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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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庄汉新.中国20世纪乡土小说论评. 1997-10。学苑出版社.北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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