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利与义

    众所周知，“仁”是儒家思想之核心。孔子认为，人获得了“仁”之后，其内心也就具备了非价值的标准。面临事情之时，“仁”便会辅助内心做出当为与不当为的判断，而这种判断的出发点就是“义”，一个人由“义”出发做出的行为就是道德的，这个人就是君子，反之则是不道德的，就是小人。所以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3]千百年来，人们一直以此作为判断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坚持正统观念的人，大多认为义与利互相对立与排斥，二者无法对立存在，因此舍利取义，有时甚至是舍生取义更是成为歌颂的楷模。但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却有很大一部分人无法做到。他们常常是嘴上高唱仁义道德，背后勾心斗角。针对这一社会现象，苏洵大胆地提出了有违儒家正统的新认识：“利在则义在，利失则义丧”,要把利与义互相结合。在《利者义之和论》中，他说：“利义、义利相为用，则天下运诸掌矣。”他还举例说明空有义而无利而给人带来的坏处，“伯夷、叔齐殉大义以饿于首阳之山，天下之人安视其死而不悲也。天下果好义也，伯夷、叔齐其不以饿死矣。虽然，非义之罪也，徒义之罪也。”伯夷、叔齐殉大义饿死于首阳山，但天下之人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去而丝毫不悲伤。天下之人如果是真的好义的话，伯夷、叔齐就不至于饿死。不过，这并不是义本身的过失，而是实行空头之义的罪过。这在北宋推行儒家正统思想的时代，这一言论的提出无疑是离经叛道的。但是今天看来，苏洵在当时就有如此的见解，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三）“颇好言兵”  

    孔子对于富国强兵，以战争实现中国统一，结束社会混乱的状态是不屑一谈的。《论语.卫灵公》中记载，当卫灵子问孔子打仗时候应该如何布阵，他回答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孔子认为，只要那些“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人都能“正名”，遵守周礼所规定的权利与义务，就可以恢复国家的统一，结束社会动乱。在同辽和西夏的关系上，宋朝一直软弱无能，苟且偷安，年年向其进贡。苏洵针对这一社会状况，提出了“权变”。“权变”思想也是苏洵思想的核心。在正统的儒家看来，仁义的本身是无穷的，仁义可以应对天下的一切事物。但是苏洵却认为，仁义也有穷尽之时，仁义之道并非万能的。针对北宋的社会状况，苏洵认为仁义已经无法应对，应该用战争来解决，反对向辽和西夏进贡。他的著名的《六国论》就是一篇借古讽今之文。他在文章中指出：“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接着又说：“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这些话名义上是在讲历史，实际上则是针对北宋屈辱的外交政策而发出的痛斥和劝戒之言。特别是文章的最后一句：“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灭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讽今之意甚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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