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是一篇感天动地的文章，其文见识深远，辞气沉雄，情怀慷慨，言辞恳切，作者把自己对于生死的理解，对于事业的追求，对于坎坷命运的呐喊，尽在短短几千言中展现无余。然而细究全文，便不难发现，司马迁的愤懑之情正是由两个“两难结构”支撑而成，即“死与不死”、“救与不救”。 而所谓“两难结构”，指的是同一作品中存在的不同层面，简而言之即是在特定的情境中左右为难，无法像作选择题一样得出“非此即彼”的答案。本文试图对司马迁在面对任安书信时的两难情境加以分析，从而探究一代史学大师在逆境中挣扎于情与理之间的困惑，彰显其为理想而献身的人格魅力。
【关键词】司马迁 报任安书 两难结构
但凡文学作品中的传世之作，究其内容，思想，主题等，都必会发现一些不同凡响之处。中国学者余秋雨认为，伟大的作品里面永远有一种“两难”的选择，即作出选择以后还是“两难”。而所谓“两难”，简而言之即是在特定的情境中左右为难，无法像作选择题一样得出“非此即彼”的答案。拿曹雪芹的《红楼梦》为例。男女主角林黛玉和贾宝玉是历代读者最为关注的人物，他们的悲剧表面看是由于封建制度的摧残而导致最终有情人未成眷属，于是大家往往认为，若两个人在一起，故事便圆满了。而事实上，若仔细分析二人的性格，一个多愁善感，不善理家，一个花花草草，心猿意马，两个人若在一起，连基本的生存能力都没有，又如何结成真正的夫妻呢？这正是聚亦难，分更痛，永远无法找到一个完美的答案。而《红楼梦》也因这道永远无解的难题而更具魅力。—— 题记
文学作品的“两难结构”会令人扼腕，读者常会对作品中的人物表示深深的同情。但这种两难结构毕竟是伟大的作家精心设定出来的，用以“刁难”故事中的人物而抓住读者的心灵。而一旦“两难结构”发生在真实的生活中，当事人又该如何选择呢？生活的残酷往往会比故事来得更加无情，又有多少人能够在无可选择中选择，最终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呢？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是一篇感天动地的文章，其文见识深远，辞气沉雄，情怀慷慨，言辞恳切，作者把自己对于生死的理解，对于事业的追求，对于坎坷命运的呐喊，尽在短短几千言中展现无余。然而细究全文，便不难发现，司马迁的愤懑之情正是由两个“两难结构”支撑而成，即“死与不死”、“救与不救”。在这两个两难结构的考验之下，司马迁无法逃避而顽强面对，终于在浴血挣扎中走上了一条布满荆棘的不归路，而在史册上留下了最为壮丽的篇章。下面试对两个“两难结构”进行探究。
一、“死”与“不死”之难
由于李陵之祸，司马迁从一个四平八稳的太史令变成了汉武帝的阶下之囚，惨遭宫刑之后变成了万人耻笑之人。古人最讲气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粉骨碎身浑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在世人看来，气节远比生命更加重要。那么面对屈辱，重信重义的司马迁能不能选择以死明志呢？
文中说得清楚：“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作为一个地位低下的史官世家之子，即便死去也并不能证明自己的气节，反招他人嘲笑。这样的死法，岂不是太不值了吗？
所以对于司马迁来说，“死路”不通。那么，不死又会如何呢？武帝时规定，判了死罪的可以出钱五十万减死一等。但家境并不富裕的司马迁拿不出这一笔钱，只能受“腐刑”（宫刑）来选择“偷生”这条路。然而作为一个七尺男儿，受宫刑又代表什么呢？司马迁认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是分等次的，“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最下腐刑极矣。”作为一个“刑余之人”，几乎失去了做人最根本的尊严，只好唯唯诺诺，苟且偷生。
而司马迁的两难结构并未到此为止，对于生死问题，他满怀痛苦的作了更为深刻的剖析。 对于士人遭受折磨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司马迁看得很清楚。一个士人遭受了屈辱，气节便会慢慢衰微，“连画地为牢”都会觉得“势不可入”，除非在受辱前自杀，否则“所谓不辱者”，就只能说他是“强颜（脸皮厚）”了。
于是对于士人面对屈辱的抉择，司马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保住名节，只有自杀；否则，就不再有任何名节可言。
这叫司马迁何去何从呢？面对比生命还重要的“气节”，他真是死也不是，不死也不是，几乎要被“气节”二字活活地扼死了！
然而司马迁最终还是活了下来，但此时活着，意义已不再是名节，因为这两个字对他来说太沉重，他已经要不起了。既追求不到，不如干脆超脱，索性抛却气节，专心致志地完成司马氏祖祖辈辈的理想：写一部最完整，最详实的史书。忍受着世人的嘲笑，忍受着身体的残缺，司马迁的“放弃”与“选择”是否惊了天地，泣了鬼神？而今，一部《史记》静静地在世界文学书库中封存，那泛黄的纸页是不是司马迁跨越千年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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