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苏洵是唐宋八大家中比较特殊的一位。他仅以百余篇文章传于后世。他是儒家思想的推动者，在宋代特殊的社会背景之下，他的儒学思想又有着自己的见解。其突出特点是“杂”。不但与传统的儒家学说不同，同时还具有法家，纵横家，兵家的色彩。这种思想的形成与他的生长环境，家庭，求学渊源以及个性和经历密切相关。
[关键词] 苏洵，儒家思想，异端色彩
在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中，苏洵仅以百余篇文章名列其中。他在八人之中官位最低，但是他的思想与众不同，让他成为历史上的著名之人。
一、苏洵与儒学
先秦时代的儒学三大家孔子、孟子、荀子中，荀子的儒学与孔、孟之儒学是有着较大的差异的。李凯指出：“体现出荀子儒学和孔孟儒学最大的不同是：人性论上，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而荀子主张人性本恶；历史观上，孟子主张法先王，荀子主张法后王；政治上，孟子重视‘民’的地位作用，荀子强调‘君’。”欧阳修曾对苏洵言：“子之《六经论》，荀卿子之文也。” [1]如果说苏洵的儒家思想不正统，大概更多的因素也是出于此吧。
（一） 人情化的礼制
针对春秋时期政治伦理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普遍现象。孔子提出了“正名”。“正名”是孔子为政之道的重要成分。“正名”的实质是要求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要严格遵守周礼的规定，做到实际拥有的权利和财富以及所尽的义务与其名分相符。明白地讲，就是社会成员是有阶级差别的。儒家礼制的核心就是上下尊卑有等，下不能犯上，卑不能越尊。孔子的“正名”正是期待着用“礼”的思想去约束人，达到社会统一的目的。而在历经数代王朝后的北宋，苏洵在儒家“正名”及“礼”的基础之上又提出了“乐”。他认为音乐有着良好的教育作用，具有潜移默化的功能，能够促使人们的内心发生质的改变。《乐论》中，他写到：“于是观乎天地之间，得其至神之机，而窃之为乐。”他还说：“为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礼也。礼之所不及，而乐及焉。正声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则礼萧何固吾心之所有也，而圣人之说又何徙不信乎？”以人情论来解说六经是苏洵六经论的中心思想。 [2]相对于儒家正统思想来说，苏洵更多的是从人情的角度去看待事物，这就把儒家思想做了更进一步的推动。
（二）利与义
众所周知，“仁”是儒家思想之核心。孔子认为，人获得了“仁”之后，其内心也就具备了非价值的标准。面临事情之时，“仁”便会辅助内心做出当为与不当为的判断，而这种判断的出发点就是“义”，一个人由“义”出发做出的行为就是道德的，这个人就是君子，反之则是不道德的，就是小人。所以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3]千百年来，人们一直以此作为判断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坚持正统观念的人，大多认为义与利互相对立与排斥，二者无法对立存在，因此舍利取义，有时甚至是舍生取义更是成为歌颂的楷模。但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却有很大一部分人无法做到。他们常常是嘴上高唱仁义道德，背后勾心斗角。针对这一社会现象，苏洵大胆地提出了有违儒家正统的新认识：“利在则义在，利失则义丧”,要把利与义互相结合。在《利者义之和论》中，他说：“利义、义利相为用，则天下运诸掌矣。”他还举例说明空有义而无利而给人带来的坏处，“伯夷、叔齐殉大义以饿于首阳之山，天下之人安视其死而不悲也。天下果好义也，伯夷、叔齐其不以饿死矣。虽然，非义之罪也，徒义之罪也。”伯夷、叔齐殉大义饿死于首阳山，但天下之人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去而丝毫不悲伤。天下之人如果是真的好义的话，伯夷、叔齐就不至于饿死。不过，这并不是义本身的过失，而是实行空头之义的罪过。这在北宋推行儒家正统思想的时代，这一言论的提出无疑是离经叛道的。但是今天看来，苏洵在当时就有如此的见解，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三）“颇好言兵”
孔子对于富国强兵，以战争实现中国统一，结束社会混乱的状态是不屑一谈的。《论语.卫灵公》中记载，当卫灵子问孔子打仗时候应该如何布阵，他回答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孔子认为，只要那些“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人都能“正名”，遵守周礼所规定的权利与义务，就可以恢复国家的统一，结束社会动乱。在同辽和西夏的关系上，宋朝一直软弱无能，苟且偷安，年年向其进贡。苏洵针对这一社会状况，提出了“权变”。“权变”思想也是苏洵思想的核心。在正统的儒家看来，仁义的本身是无穷的，仁义可以应对天下的一切事物。但是苏洵却认为，仁义也有穷尽之时，仁义之道并非万能的。针对北宋的社会状况，苏洵认为仁义已经无法应对，应该用战争来解决，反对向辽和西夏进贡。他的著名的《六国论》就是一篇借古讽今之文。他在文章中指出：“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接着又说：“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这些话名义上是在讲历史，实际上则是针对北宋屈辱的外交政策而发出的痛斥和劝戒之言。特别是文章的最后一句：“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灭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讽今之意甚为明显。
（四）揭露统治阶级的面目，为民着想
儒家坚持“畏天命，畏圣人之言”，主张“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坚持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维护君主利益。认为“民”只能服从，社会成员是有阶级差别的，是有“贵贱、尊卑、长幼、”之分的。苏洵却有着朴素的唯物论思想，他认为天地五行、风雨雷电都是客观存在的，有着自己运行的规律，把它们勉强地同社会规律联系在一起，“观天地之象以为爻，通阴阳之变以为卦，考鬼神之情以为辞”，只不过是统治阶级为了加强统治，利用权术维护自身利益，蒙蔽天下人心的工具而已。苏洵一举道破了统治阶级的实质，在《易论》中，他说到：“圣人夺其逸死而与之劳生，此虽三尺竖子知所趋避矣。”最高统治者在最初所宣称的：“生民之初，无贵贱，无尊卑，无长幼，不耕而不，不蚕而不寒。”完全是统治阶级迷惑民众、维护自身统治的幌子而已。“圣人惧其道之废，而天下复于乱也，然后做《易》。”而《易》乃难解之谜，“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习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视圣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随而尊。……此圣人用其机权,以持天下人之心,而济其道无穷也.”这让宋代十分兴盛的理学家尤为不满,朱熹就曾经批评苏洵:“看老苏《六经论》，则是圣人全是以术欺天下。”由此可见苏洵的思想在当时是多么大胆和标新立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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