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苏洵与诸子各家
（一）苏洵与法家   
    1、审势”而法[4] 
    苏洵认为社会历史是不断的发展变化的，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社会状况，应该依据不同的社会风尚和社会背景来制定和完善法律。即是所谓的“审势”。“夏之上忠，商之上质，周之上文”，都是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制定的。审清当前社会的形势，就如同治病一样。治病前一定要弄清楚病情。如果乱投医，就会导致“以阴攻阴，以阳攻阳，则阴者固死于阴，而阳者固死于阳，不可救也。”治理国家、制定法律内也是同样的道理：“善养身者先审其阴阳，而善治天下者先审其强弱。”针对北宋长期积攒下来的积贫积弱和范仲淹庆历新政改革的失败，苏洵主张用强政，用“尚威”之法。具体来说就是“一赏罚，一号令，一举动，无不一切出于威。严用刑罚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断而不牵众人之是非，用不测之刑，用不测之赏，而使天下之人视之如风雨雷霆。”苏洵认为，施行强政，是兴盛宋朝基业的最好途径。“政强矣，为之数年，而天下之势可以复强。”（《审势》）  
    2，加强吏治，重视人才。  
宋王朝一直用人猜忌，自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似乎就有这样的传统。苏洵对此极为不满，认为应该信任臣子，并且要重视人才的选拔。所以他在《衡论》中说：“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开心胸，以济缓急，奈何天子而无心腹之臣乎？”他主张君主应该信任群臣，应该“尊之如父师，爱之如兄弟，握手入卧内，同起居寝食”，而群臣也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样才能“议天下之机，虑天下之变”。   
    苏洵在《议法》中说“法之公而吏之私也。夫举公法而寄之私吏，犹其若此，而况法律之间又不能无失。”他认为吏治的腐败和法律的不完备是社会政治状况的主要原因。他认为“政之失，非法之罪也”。他在《上皇帝书》中说：“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略而济之以诚。使天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所以苏洵主张吏治，改善吏治的腐败是加强吏治的重要手段。这就涉及到了执法队伍的问题。苏洵认为“狱讼常多病，盗贼常病重”的主要原因是官吏的腐败，进而导致执法不严。所以整顿官吏的腐败是必须的。去除法律弊端，也是改善吏治的手段。“像天子之子弟，卿大夫与其子弟”犯法可以用很少的金钱赎罪。苏洵认为这样是要不得的，应改“轻赎”为“重赎”。他认为将其“困于赎金之间”，那些人就能够害怕法律制裁。这似乎有一点儒家“礼制”的味道。但是苏洵的思想仍未进化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程度。  
（二）苏洵与兵家   
    曾巩在《苏明允哀词》中说苏洵“颇喜言兵，慨然有志于功名者也。”苏洵在总结历代军事家的思想和很多战例的基础上，提出了很多新的主张。   
    1、改革兵制，恢复武举，信用才将。 
    [5]宋朝为了防止藩镇割据，重用文官而抑制武将，这是形成北宋这会积贫积弱的社会状况的主要原因。苏洵主张恢复武举，他在《上皇帝书》中提出的第五条就是复武举。苏洵认为故去的武举是不科学的，他所崇尚的武举是选拔要严格，要求智勇双全，“兵不在多，贵在精”，待遇要优厚等等。信用才将也是关键的一环。宋朝兵多而战斗力弱的主要原因就是所谓的“圣人”不信任群臣，不敢把权利下放，苏洵认为这样是不对的。他还主张“寓兵于民，兵民合一”的制度，以所谓的新军来逐渐代替现有的军队，这样既防止了兵变，又可以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可谓一举两得.   
    2、战略战术   
    苏洵《权书》是系统地研究战略战术问题的专著。   
    他认为战前准备是必不可少的关键。在“心术”中，他说：“凡兵尚义，不义，虽利勿动。非一动之为害，而他日将有所不可措手足也。”他认为凡是用兵打仗都要崇尚正义，不合乎正义就不能轻举妄动。他认为战士旺盛的战斗热情和充分的物质准备是正义战争胜利的必须条件。所以他说：“夫惟义可以怒士，士以义怒，可与百战。”战士被正义所激怒，激起旺盛的战斗热情，可以使之百战而不懈怠。而充分的物质准备也是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苏洵认为要把战斗力和物质准备结合起来，还没发生战争之前，要积蓄好财力物力：将要发生战争，要培养战斗力：已经发生战争，要保持士气：战争已经胜利，要保持将士的斗志。即是“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只有在正义的前提下，战士旺盛的战斗力和充足的物质准备才可以取得战争的胜利。   
    3、为将之道   
    “为将之道”也是苏洵重点强调的。他认为做将领的方法，“当先治心”，应当加强内心修养的锻炼。“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即使是泰山崩倒在眼前，也面不变色，麋鹿突然从身旁跑过，有目不转睛。只有这样，才能够掌握战争形势变化的利弊，才能正确地应对，采取有利的战斗方法。其次，治军要严明，要用智慧。“凡将欲智而严”。苏洵认为严明和智慧是为将的基本要求。“智则不可测，严则不可犯”。智慧，另他人无法揣测你的意图：严明可以让士兵不敢冒犯你的将令。第三，作为将领还要做到了解战况。“凡兵之动，知敌之主，知敌之将，而后可以动于险”。苏洵认为出兵打仗要了解对方的主帅和将领的情况，然后再决定自己的战略战术。他还举例说明古代贤能的将领，能够用有限的兵力，去试探敌方的虚实，又能够根据敌方的强弱，来准确地估价自己的力量，因此对自己的行动做出准确的判断。三国时候，魏国邓艾翻山越岭，用绳子把士兵吊下悬崖峭壁去偷袭蜀国，如果不是后主刘禅昏庸无能，即使有百万大军，也可能要束手就擒。而邓艾确实摸透了蜀国上下的情况，觉得蜀军不足畏惧，才敢采取如此大胆的行动的。还要做到“知理”、“知势”、“知节”。他说：“凡主将之道，知理而后可以举兵，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兵。知理而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担当主将的都应该通晓事理而后才可以兴兵，了解形势而后才可以交战，懂得节制约束而后才可以指挥战争。不因为小利小患去冒险，善于培养自己的作战能力，真正在大利大患中施展自己的本领。苏洵认为一个好的将领还要能够做到取长补短。作为军队，敌我双方都各有各的长处和短处。将领能够把自己的长处在暗中加以培养锻炼，而把自己的短处显现出来用以迷惑敌人，并时时加以显示，使敌方司空见惯、麻痹大意而堕入自己的圈套。这就要求作为主将的能够熟练运用自身长短处作战。他还指出善于用兵的人，能够利用各种条件来保存自己的力量，而那些能够保存自己力量的人，他的力量也是用之不尽的。综合以上，才是作为一个将领的合格标准。  
    4、实用性   
    苏洵“不肯蹑故人之迹”他研究历代军事著作，认为无人超越孙武，并提出了“兵贵用”的主张。他评孙子是“言兵之雄”，而非“用兵之雄”。他说《孙子》之书，利害之相权，奇正之相生，战守攻围之法，差不多有数百条之多。然而《孙子兵法》只是“说”法 ，并未言“用”和“智”。兵无常形，战场和战争都回发生变化。事过境迁，形势不可能不变，地理各异，古代兵法不可能详尽地说明。因此，掌握兵法是极其容易的事情，但是选择符合实地、实情之方法，变化来用却是难。这就需要“智”来作为辅助条件。他还钦佩氦之张良、蜀之诸葛，说他们都是用智慧来用兵。  
（三）苏洵与纵横家   
    王安石曾断言：“苏明允有战国纵横之学”。   
    纵横家显赫于战国、秦汉之际。传统意义上的纵横家，只不过是一些所谓的“游士”、“说士”以积极的心态参加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斗争。而所谓的合纵连横，也只是各个国家见对外的一种外交手段而已。而张彦修在《纵横家新论》[6]中提出：合纵连横是战国时期兼并与反兼并斗争的主要形式之一。其中有外交战争，但是不仅仅是外交战争，更多的却是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和一些富国强兵的改革变法。韬略智谋、奇谋异策是纵横家的主要的纵横之术。纵横家不追求理论上的建构，却锐意现实斗争中的功利。能够用冷静的理智、现实的态度设计谋略，又能在实践中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妥善解决计谋实施过程中的难题，达到预期的目的。苏洵强调“心术”与“权术”，他的《权书》是最好的证明。他把《权书》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部讲《心术》、《法制》、《强弱》、《攻守》和《用间》五个部分。‘心术’就是心定，要用心计。这是《权书》的主要部分。儒家学者把仁义摆在前头，作为幌子，却将心术掩藏起来，还美其名曰这样用心术是有“城府”的。儒家一提到‘心术’二字便是阴谋，只能在不见天日的地方想一想，或者鬼鬼祟祟地说一下。苏洵认为心术就是心术，是治理天下和对抗敌国的一种法术和手段，可以把他作为谋略使用。  
    另外，苏洵给自己的儿子取名苏轼和苏辙也是受纵横家的影响。苏洵一直希望自己可以像战国时候的苏秦那样“伏轼撙衔，横历天下”，[7]但是无奈苏洵仕途不顺，使他这样的心愿不能实现，所以他给儿子取名苏轼，是希望儿子能够把自己的心愿完成。苏辙的名字则是由来于《左传》中的曹刿论战，敌军退却时，曹刿不让军队立即追赶，而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见到敌军“辙乱而旗靡”，才说“可矣”。苏洵为其取名苏辙是前有车轼，后有车辙之意，希望他能跟随哥哥苏轼一道完成“伏轼撙衔，横历天下”的愿望。   
    撇开仁义谈心术、权术，语出自内心，实为纵横家之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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