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教育的文化襟怀
    当今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一次强烈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中有很多不可控因素的存在，也会有着很多不可预期的事象和超出了既定社会视野之外的文化事象产生、流行一时。层出不穷的文化事象之间的差异异常明显，他们之间的差异性远远大于共同性。各个层面和角度的文化诉求也在张扬着各自的声音，不同的价值评判体系在社会转型中进行着新的维度上的组合。与此同时，原有相对单一的文化价值判断体系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的文化事象，“原有的传统价值评判体系不断受到新生的价值评判的挑战，不符合社会转型的那部分价值评判逐渐地被新生的价值评判所取代；原有价值盘体系在社会转型中逐渐被重组、更新，这一体系的原有的社会控制功能在不断地被削弱，多样化的价值判断的格局已经形成。”[8]这种文化的日益多元化格局也直接反映在教育领域内。近几年，教育领域内的“外部种族”入侵现象频仍，就是社会文化多元的一个直接反映。例如，“网络”“大话语文”“Q版语文”“哈韩”“博克”“塞博教育”等等文化事象。教育界应该怎样对待这样层出不穷的文化事象，怎样才能彰显我们的教育应该有的文化襟怀。  
    一个民族、国家，乃至世界的文化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文化只有在和其他异质文化的互相交流和融合中才能发展。这种在不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的基础上产生的文化整合，是一个地区文化永葆青春的要素所在。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上，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的原因是和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元素的异域文化融入以汉民族为中心的华夏文明而获得繁荣的。中国历史上，几次文化的大振兴和大繁荣无不与一定时期的文化融合有直接关系。正是历史上文化的“多元”方才促成了今天生命力顽强的“一元”的华夏文化。所以我认为，在全球化到来之际，持有多元文化教育的立场是必要的。此时，教育的应然态度就是坚持多元文化教育观念，为学生们奠定好文化的自信，而不是固守一己的文化，使得学生在文化的冲突融合中迷失自己，得了文化“失语症”，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这样一种多元文化的教育目标，大致应该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教育机会均等的原则，来自不同文化教育背景的儿童学习机会均等，不应该因为文化、语言、性别等不同而导致不同的受教育权利。  
    二是提升处于弱势文化群体或亚文化群体学生的成就感，消除那种在强势文化的控制下文化的疏离感和不适感，建立起文化的自信。（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强势文化或者是主流文化往往对于非主流文化有一种胁迫感。这种胁迫感往往造成处于亚文化状态下的人群一种紧张和不适。）  
    三是让学生更多的了解并欣赏文化的多样性。减少并消除文化偏见和刻板印象。训练处于不同文化群体内部的学生对于异己的不同群体文化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宽容和接纳。消除那种文化上的狭隘的眼光和对不同的文化事象简单地否定和盲目地排斥的粗暴的文化心态。学会包容异己文化，方才是做到文化自信的第一步。  
    四是养成学生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和社会责任的养成。培养他们分析、探究、批判社会上弱势群体或者是处于亚文化地位的人群的原因。  
    只有树立起多元文化教育的理念，才能在纷纭四起的文化事象、教育事象中建立起教育的自觉和自为的状态，而不会去盲从、亦步亦趋。同时，多元文化教育理念的培养“除了作为处理文化冲突的理念之外，也是抵御诸如文化殖民等形式的文化侵略的有效方式”。[9]在全球化浪潮中，处于经济强势地位的集团往往在经济全球化的局势下，在经济强势的助推下，文化的强势也彰显无遗，而这种文化的强势，就是一种文化的殖民主义，它往往构成了对处于弱势的文化群体的文化的毁灭性的威胁。而多元文化教育对于抵抗这种强势文化的侵略和对于坚守自己文化属性的自信是大有好处的。同时，提倡文化的多元教育，也会“提防导致文化固步自封的诸如文化保守行为的有效方式。”[10]只有不固步自封，放眼世界的多元文化形态，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才能更好地保证自己原有文化的生命力和自我更新的能力。这对于向来以“和而不同”为文化襟怀的中华民族文化来讲则更是应有之意。
    中国古代圣贤名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原本是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哲学，也可以用来作为我们面对文化全球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困惑，我们可以用“和而不同”来作为我们处理生活中日趋多元的文化事象的准则，从而避免成为“边缘人”和“局外人”。 
    所以，我们的教育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应有姿态：不是“众语喧哗”更不是“文化失语”，而是一种在多元文化“视阈融合”基础上的“和而不同”。 
    另外，新课程改革风起云涌，教育理论推陈出新，正确地面对方式就是以多元文化教育为基础，形成一种博大自信的文化襟怀才不至于丧失教育者自我的话语权。  
    而这种教育的多元化立场则是主要是通过课程变革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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